2026年2月26日，丹麦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在议会宣布，她已恳请国王陛下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将原定于2026年末的投票提前至2026年3月24日进行。弗雷德里克森在议会讲话时明确提出：“我能否继续担任首相，取决于选民给予社会民主党的授权有多强。众所周知，格陵兰岛的冲突还没有结束。这将是一次决定性的选举，因为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我们丹麦人和欧洲人将真正需要自力更生。我们需要明确我们与美国的关系，我们必须重新武装自己，以确保我们大陆的和平。”[1]她在阐述竞选纲领时明确表示，安全政策始终是并将继续成为未来许多年丹麦政治的基石。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欧洲面临新的地缘政治现实，丹麦必须持续加强军备建设，协助抵御来自东方的俄罗斯战争机器、来自西方的威胁以及来自南方的恐怖主义风险。同时，在经济政策方面，弗雷德里克森也提出了包括改革退休年龄和开征富人税在内的一揽子举措。
当地时间2026年3月25日，丹麦哥本哈根，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抵达丹麦工业联合会大楼参加政党领导人辩论。
在国际媒体看来，丹麦首相提前解散议会举行大选，显然是为了策略性地利用其近期民调优势，突出自身在安全议题上的优势，以在未来数年获得更加强劲的民意授权。而特朗普对格陵兰的购地企图非但未能奏效，反而在丹麦国内激起了强烈的民族情绪与向心力，意外成为弗雷德里克森争取连任的“政治助推器”。[2]就在几周前，由于公开反对特朗普威胁吞并格陵兰岛，弗雷德里克森的民调支持率大幅上升。尽管弗雷德里克森的现任任期原本到2026年底，但特朗普政府对格陵兰的觊觎，以及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军事扩张，迫使丹麦必须透过新的民意授权来稳定外交局势。
事实上，因特朗普霸权主义政策而产生的选举“聚旗效应”（rally around the flag effect）[3]并不限于丹麦。在其第二任期开启后，这一幕已在多个西方国家的选举中被反复验证：特朗普对特定国家的施压，屡屡成为该国现任政府最有效的“政治护身符”，甚至足以扭转选情、逆转胜负。在加拿大，这一效应尤为典型。年初时，新任自由党党首卡尼（Mark Carney）的民调支持率还大幅落后于保守党。但随着特朗普加征关税的威胁升级，民族主义情绪被迅速点燃，选民转而支持能够有力应对美国压力的执政团队。最终，加拿大自由党成功逆袭，第四次组建政府。在澳大利亚，相似的剧本也在上演。特朗普对澳加征钢铝关税，引发选民对经济不稳的担忧，反而提升了对现任中左翼工党政府的依赖感。2025年年初，总理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的支持率虽落后对手，但随着大选临近，民调发生逆转，阿尔巴尼斯成功反超，从而继续执政。而加拿大保守党党魁皮埃尔·波利耶夫（Pierre Poilievre）与澳大利亚自由党党魁彼得·达顿（Peter Dutton）的竞选轨迹呈现出相似的戏剧性转折。两人在年初均被舆论视为“候任领导人”，并在民调中持续领先。然而在竞选过程中，他们采取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高度相似的策略：波利耶夫提出“加拿大优先”口号，被指影射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达顿则承诺设立“政府效率部”效仿马斯克主导的美国同名机构，并以原住民旗帜“分裂国家”为由卷入文化战争，甚至提出结束公务员居家办公。这些举措被对手指责为“窃取美国政策”。仅仅四个月后大选落幕，两人的政党不仅未能执政，反而双双遭遇失去已掌控二十余年传统席位的耻辱性失利。
从哥本哈根到渥太华，再到堪培拉，国际媒体将这种扭转选情的现象称为“反特朗普助推”（anti-Trump bump）与“特朗普拖累”（Trump slump）。[4]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内，一种被称为“特朗普拖累”的政治情绪正在西方世界蔓延，它让那些原本面临执政压力的中左翼政客意外获得支持，甚至扭转乾坤。《卫报》对此给出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结论：特朗普，正在成为西方中左翼政党的“救世主”（saviour）。[5]
丹麦大选特定时间节点选择的动机分析
社会民主党的优势与执政困境
根据丹麦宪法规定，丹麦实行一院制，丹麦议会（Folketinget）共179个议席，议员经普选产生，任期四年。丹麦本土的175个议席通过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选举在10个选区进行，共分配135个选区议席。为了确保议席分配的公平性，选举制度结合了135个选区席位和40个补偿席位。补偿席位的存在，使得各政党最终获得的议会席次比例能够高度接近其在全国的总得票率。这种高度比例化的选举制度导致丹麦政党体系（party system）格外碎片化。因此，丹麦各政党传统上会联合形成左翼或右翼两大阵营，分别被称为“红营”与“蓝营”。然而，在2022年的选举中，执政党社会民主党超越了一贯的政治传统，最终产生了由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Socialdemokratiet）与中右翼自由党（Venstre）和温和党（Moderaterne）组成的跨党派“紫营”联盟。[6]自2019年大选获胜组建政府以来，丹麦社会民主党领袖弗雷德里克森已成功连任两届首相。然而，随着第二个首相任期临近结束，社民党传统的执政优势正逐渐转化为劣势，执政联盟正在面临民意支持不断下滑的执政困境。
就其优势而言，在政策主张上，丹麦社会民主党展现出与绝大多数左派政党截然不同的务实风格，其核心是对移民管控的始终坚持。分析人士指出，这正是她赢得选举的关键，精准回应了部分选民对外来人口涌入的担忧。不同于大多数西方国家，丹麦在外来移民议题上的强硬立场由来已久，而且自2015年后开始显著收紧，并在弗雷德里克森2019年就任首相后继续保持。[7]而丹麦的做法显然已经卓有成效，并未像德国、瑞典和比利时等邻国那样，经历与移民相关的严峻压力。这种做法带来了明显的政治好处。随着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因移民问题而崛起，弗雷德里克森得以吸纳丹麦部分民粹主义政党支持者的选票。当然，丹麦社会民主党在移民，尤其是难民议题上的强硬立场，也招致了红营中社会自由党（Radikale Venstre）与红绿联盟（Enhedslisten – De Rød-Grønne）的批评。与此同时，她又主张增加在医疗、教育、日托及其他福利领域的公共支出，稳固了左翼的传统票仓。这种“右移的移民立场”与“左倾的福利承诺”所形成的独特政策组合，使她成功跨越了传统政治光谱的界限，成为欧洲乃至更广泛地区左翼政党对抗民粹主义浪潮的一个试验案例。[8]
当地时间2026年3月25日，丹麦奥胡斯，选举工作人员在马瑟里斯堡大厅重新计票。
而在应对突发重大危机冲击方面，弗雷德里克森在危机处置中展现出的卓越领导力，成功将政治挑战转化为政治认同，从而为其政党奠定了良好的口碑优势。尽管弗雷德里克森政府处理COVID-19疫情的总体表现广受好评，但2020年11月下令扑杀全国1500万只水貂以防止病毒变异的决定，因被判定违法而引爆政治危机，直接触发了2022年的提前大选。然而，这一争议并未彻底击垮她。选民在全球动荡的背景下仍倾向于认可其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而她也敢于直面考验，将大选视为重新寻求选民信任的契机。
2022年的大选结果验证了这一信任：社会民主党赢得50个议席，创下20多年来最佳选举成绩。而右翼第一大党自由党则遭遇30多年来最严重的挫败，仅获13.3%的选票，席位锐减至24席。选举后，弗雷德里克森并未固守党派界限，而是坚定兑现竞选时“超越传统分歧治理国家”的承诺，致力于组建一个由左右两派共同构成的联合政府。这是自1977年以来，社会民主党与自由党首次携手执政。通过超越传统分歧、整合不同阵营的政治手腕，她成功将选举优势转化为治理基础，成为丹麦政坛中一位既能坚守核心主张、又善于在危机中凝聚共识的务实领导者。[9]
然而，跨越左右的“大联合政府”看似政治正确地凝聚了广泛共识，实则因缺乏鲜明的政策标识度而陷入困境。在左右之间寻求平衡的策略，最终演变成了“两不讨好”。就具体政策而言，弗雷德里克森政府为提高国防开支取消“大型祈祷日”（Great Prayer Day）公共假期，此举虽意在补贴军费，却在民间被视为“剥夺传统福利”的象征。在环境议题上，弗雷德里克森政府推行的严格环境法规与雄心勃勃的太阳能扩张计划，在推高能源成本的同时，表现出过度偏向城市的议程倾向，令农村地区与工薪阶层感到被忽视。对于农村选民而言，弗雷德里克森政府在偏远地区大规模的太阳能项目建设与农业部门愈发严苛的环境监管，无疑导致其利益严重受损，令其不满情绪持续高涨。而对于城市选民而言，弗雷德里克森政府同样因执政联盟内部的掣肘而未能兑现承诺。住房成本持续飙升、福利服务不断缩水，使长期支持社民党的城市工薪阶层转而投向更加关注住房与福利议题的左翼政党。而移民议题上的过分强硬则直接刺痛了部分年轻选民，一位25岁的哥本哈根选民弗雷德里克·尤斯特表示，他的政治观点与当地社民党候选人本已非常契合，但最终还是因移民问题转投他党。他提到在TikTok上看到弗雷德里克森谈论外国人的视频时直言：“我觉得这听起来像是种族歧视。”[10]
总之，弗雷德里克森政府陷入了左右翼政党的双重挤压与批评：左翼批评其在福利议题上过于软弱、不够进步，未能捍卫工薪阶层的利益，而右翼则指责其在税收等经济议题上过分侵犯自由，越界干预市场与个人选择。事实上，自21世纪以来，欧洲社民党普遍存在意识形态中间化的趋势，逐渐成为“全民党”（catch all party）。在此背景下，传统的左右翼之争逐渐消解，传统左右翼政党在核心政治议题上主张趋同，各主流政党更多围绕着政党领袖的个人魅力而非各党政纲开展选举竞争，获取选民支持。[11]这种模式在21世纪初尚能奏效，如今却两头落空，已难获选民青睐。
而这种中间化的“全民党”效应带来的危机，在2025年的地方选举中集中爆发。弗雷德里克森领导的社会民主党表现糟糕，仅获得12.7%的选票，100多年来首次失去对首都哥本哈根的控制权，选民的立场进一步左倾。来自左翼社会主义人民党（Socialistisk Folkeparti）的西斯·玛丽·韦林（Sisse Marie Welling）则在左翼主导的广泛联盟中赢得了市长职位，而由莱恩·巴福德（Line Barfod）领导的激进左翼红绿联盟（Enhedslisten）以22.1%的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
社会民主党在哥本哈根的损失既是实质性的，更具有足够的象征性意义。自19世纪70年代丹麦劳工运动兴起以来，哥本哈根一直是丹麦劳工运动的中心。尽管奥斯陆和斯德哥尔摩等其他斯堪的纳维亚首都的政治倾向已趋于右倾，但哥本哈根始终是左翼政治的传统堡垒。在哥本哈根选举结束后，这些左翼政党成功组建了一个几乎完全排除其他所有政党进入市政厅的联合政府。社会民主党不仅被排除在政党联合谈判之外，还失去了在重要的市政建筑和公共交通公司中的关键董事会席位。除了哥本哈根之外，社会民主党还在腓特烈港、克厄、腓特烈西亚、格拉德萨克斯和霍尔斯特布罗等前可靠城市遭受了打击。[12]
事实上，哥本哈根的选举结果与其说是政治整体的左倾，不如说是社会民主党及其领导的中间派联合政府的失败。在这次选举中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及其执政联盟伙伴自由党均遭受重大损失。而联合政府中的最后一个政党，即前首相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领导的温和党，更是几乎全军覆没。这一结果清晰表明，传统选民正从立场模糊的中间派联盟，转向政治主张更明确的政党。2022年大选后形成的跨阵营大联合政府已失去民意基础，其试图“左右兼顾”的执政路径在日益明确分化的政治光谱中已难以为继。弗雷德里克森领导的社会民主党急需走出这一困境，才能实现第三次连任。
突发危机冲击：美国格陵兰购岛方案的步步紧逼
在2026年新年伊始，美国总统特朗普围绕格陵兰岛的战略地位与未来归属问题展开了一系列极具争议的外交动作。2026年1月4日，在跨洋抓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后，特朗普在接受《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采访时重申了他吞并格陵兰岛的愿望，他告诉该杂志：“我们绝对需要格陵兰岛。我们需要它用于国防。”
此后，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公开敦促美国“停止对一个历史上亲密盟友的威胁”，强调必须尊重丹麦王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她进一步警告称，“任何关于格陵兰的野心都必须止步于丹麦的宪法红线之外，主权问题没有谈判的空间，也没有交易的余地。”[13]
2026年1月6日，路透社报道称，特朗普的顾问团队正在讨论“如何获得格陵兰”的不同选项。2026年1月15日，为应对威胁，包括法国、德国和瑞典在内的多个欧洲北约国家向格陵兰岛派遣军事人员进行名为“北极韧性行动”（Operation Arctic Endurance）的联合军事演习，以展示保卫该岛的准备。1月17日，特朗普在欧洲主要大国纷纷声援之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将自2月1日起对丹麦、挪威、瑞典、法国、德国、荷兰、芬兰和英国八国商品加征10%关税，并威胁若仍无“购岛协议”，关税将于6月1日升至25%，且将持续至美国“被允许购买格陵兰”为止。这一激进的关税威胁迅速引发跨大西洋关系的剧烈震荡。路透社等媒体尖锐指出，此举直接动摇了北约联盟的互信根基，可能迫使欧洲在防务合作上与美国产生根本性分歧。同日，丹麦与格陵兰爆发抗议活动，反对将格陵兰未来置于外部强权交易之中。示威者们明确拒绝将格陵兰的未来作为大国交易的筹码，强调“我们的土地，不容买卖”。[14]
当地时间2026年1月17日，格陵兰努克，当地民众举行示威活动，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收购格陵兰的计划。视觉中国 图
面对欧洲的集体反弹与全球市场的担忧，特朗普的策略出现了显著调整。在1月21日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特朗普公开软化立场，明确表示“不会使用武力来控制格陵兰”。在与北约秘书长吕特（Mark Rutte）会晤后，宣布双方已就格陵兰及北极地区的未来合作达成一项“框架协议”，并因此决定取消此前定于2月1日生效的关税措施。尽管协议具体内容未公开，但西方媒体普遍分析认为，其核心很可能并非领土买卖，而是美国换取了在格陵兰增强军事存在、深化北极防务合作的承诺，以此对抗中俄在该地区的影响力。[15]而在2026年2月24日特朗普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讲中，也未再提格陵兰购岛议题。总之，美国购岛格陵兰的企图虽已阶段性搁置，但这一地缘政治变量并未消失，未来仍可能随着北极局势变化或美国国内政治周期而重新浮出水面。
意外之喜：民调相对上升与投机性大选
如上所言，格陵兰岛问题升温之前，弗雷德里克森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内政议题，在包括改善民生、平抑物价、处理移民等问题上表现不力，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在处理上述问题时由于“大联合政府”的掣肘而摇摆不定。一系列因素导致政府支持率持续走低。去年年底，执政联盟支持率一度跌至17%。然而，一场来自外部的突发风波——美国特朗普政府购岛企图，戏剧性地改写了这一政治轨迹。权威民调机构Epinion为丹麦广播公司（DR）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2026年1月（购岛风波正酣时），高达6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对手，仅17%视其为盟友。 [16]这种强烈的外部威胁感知，为展现“护国”姿态的首相创造了政治机遇。凭借着对美国购岛的强硬态度，弗雷德里克森与之所属的社会民主党反而利用此次机会重新展示了在重大危机冲击时的卓越领导力，支持率逆势上扬。截至2026年3月，丹麦权威民调机构Voxmeter民调显示其支持率已回升至22%左右。[17]尽管支持率仅上扬约5%，但对于实行比例代表制的丹麦而言，这一跃升已属难能可贵，且已经创下2026年以来的民调新高。
图为Voxmeter发布的丹麦社会民主党支持率逐周追踪数据。截至2026年初格陵兰危机升级前，丹麦社会民主党支持率跌至20%以下，较2022年大选结果下滑约9个百分点，创历史新低。图片来源：Voxmeter
因此，在此背景下，弗雷德里克森决定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被国际媒体广泛视为一种基于选举策略的政治操作，其核心意图在于借助社会民主党在短期民调中的相对优势再一次寻求连任。哥本哈根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米克尔·伦格·奥勒森（Mikkel Runge Olesen）直言：“所以为什么不趁着丹麦民众还记得她曾挺身对抗唐纳德·特朗普的时候举行选举呢？”
事实上，丹麦首相宣布解散议会并举行大选的具体日期，显然也是经过了审慎的时机选择与政治考量。她之所以将选举启动安排在特朗普发表国情咨文之后，正是因为这位美国总统在演讲中对格陵兰问题只字未提，从而为弗雷德里克森消除了最大的外部不确定性。皇家丹麦国防学院战略与大国竞争负责人乔恩·拉贝克-克莱门森（Jon Rahbek-Clemmensen）则特别强调，首相等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国情咨文之后才启动选举程序绝非巧合。如果特朗普在国情咨文中重提格陵兰议题，“危机就会重新爆发，我想他们就不会按下按钮了。”可见，弗雷德里克森精准捕捉到了危机暂时平息、民意红利尚存的“窗口期”，在外部压力缓和但民众记忆犹新的微妙时刻，果断触发选举。
同时，通过这次大选，弗雷德里克森旨在重新配置执政联盟的结构，以期摆脱联合政府的包袱，重组以左翼力量为核心的执政基础，从而遏制其传统选民群体的持续流失。弗雷德里克森本人公开表示，既不排除组建中间派政府的可能性，也对组建左翼政府持开放态度。而在社会民主党内部，进步派力量则普遍倾向于与左翼政党合作。从选前民调来看，组建左翼联盟政府的可能性正在大大上升。根据Epinion与Megafon等丹麦主流民调机构的预测，在共计179个席位的议会中，左翼阵营有望赢得87至88席，距多数门槛（90席）仅咫尺之遥。相比之下，由自由党领袖兼国防部长波尔森领衔的右翼阵营预计仅能获得73至77席。在社会民主党自身层面，其支持率维持在22%左右，在左翼阵营内部遥遥领先，几乎是第二大左翼政党社会人民党（SF）的两倍。[18]这一结构性优势为该党主导未来左翼联盟的构建提供了有力基础。
在内政议题上，社会民主党同蓝营第一大党、执政联盟成员自由党的立场已经公开分裂，这在大选前夕尤为凸显。在2月26日解散议会当天，弗雷德里克森提出了一揽子以“社会再平衡”为核心的内政主张。她提出，对高净值个人征收财富税，预计筹集约60亿丹麦克朗（约7亿英镑），专项用于改善小学教育资源与教学条件，并明确表示此举旨在缓解财富不平等、在国家内部创造“更好的平衡”。与此同时，政府还提出房产税改革方案，通过调整或减免低价值住房的相关税负，以缓解近年来居住成本持续上升的压力。配套措施还包括食品援助计划（Fødevarechecken），以应对食品价格上涨带来的生活成本冲击。[19]
自由党党首特罗尔斯·伦德·波尔森（Troels Lund Poulsen）同时宣布竞选首相，明确提供了有别于现任首相弗雷德里克森的执政替代方案。在具体政策上，波尔森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弗雷德里克森的财富税主张。他明确表示：“社会民主党选择了纯左翼路线。自由党不会参与任何推行财富税的政府。这项税收本质上是要让我们变得更穷，因为它会引发人们对流动性获取以及就业的担忧。”然而，尽管双方在税收核心议题上立场对立，但波尔森在接受丹麦广播公司采访时，并未完全排除大选后与弗雷德里克森再度合作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关闭所有对话大门，但其首要目标仍是组建一个蓝营政府。[20]
在本次竞选期间，弗雷德里克森采取了一种“扬长避短”的叙事策略：以危机领导力为核心构建执政合法性，而相对弱化在内政议题上的具体承诺。而这一策略选择之所以成为必然，是因为她的政治资本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其执政以来所展现出的、令人信服的务实作风与高度的执政稳定性；二是在历次重大危机应对中反复得到验证的强大领导力。这意味着，弗雷德里克森在2026年竞选中的核心筹码，将高度依赖选民对其处理外部危机（尤其是格陵兰岛争端与乌克兰局势）时所展现的决断力的信任程度，而非在国内改革议题上的长远规划。
然而，弗雷德里克森的竞选软肋同样明显：在两届首相任期后，执政团队很难再用“解决问题”的承诺来打动选民。尽管她试图将议题转向社会不平等，但民众更可能质疑，为何多年执政仍未兑现相关领域的改善。这意味着，在关乎民生福祉的议题上，政府过往承诺与现实成效之间的落差，势必成为反对党集中攻击的突破口。
总之，丹麦社民党的投机性竞选策略最终能否奏效，取决于选民的投票天平究竟更倾向于外部威胁带来的“安全感”，还是更看重生活品质提升带来的“获得感”，同时也考验着反对阵营能否成功将选举议程从宏大的地缘叙事，拉回至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维度。就最终选举结果来看，在丹麦本土所有选票完成统计后，左翼政党阵营在179席国会中取得84席，右翼政党取得77席，均未到达过半门槛。呈现出典型的碎片化格局。
在这一背景下，由拉斯穆森领导的温和党以14席成为关键少数，获得“造王者”地位，组阁谈判由此进入高度不确定且复杂的阶段。拉斯穆森随后明确表示倾向于推动跨阵营联合政府，延续自2022年以来由社会民主党主导的“红蓝共治”模式。他对支持者强调：“我们不能分裂，我们不能只是红，也不能只是蓝，我们必须一起合作。”
整体而言，此次选举结果表明，单一议题的动员能力存在明显边界。尽管安全、移民或地缘政治等议题在竞选中被高度凸显，但选民行为并未完全被其主导，而是在感性认同与现实利益之间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理性权衡。社会民主党虽得以继续占据执政核心位置，但其表现难言强势，更接近于在不利环境下的“止跌回稳”，已属阶段性可达到的最优结果。
为什么是主流中左翼政党？
破除光谱迷思：左翼建制政党的民族主义属性再认知
在经典的政治学研究中，政党往往依据意识形态光谱被划分为左翼与右翼。在这一类型学标准下，左翼与右翼构成结构性对立，经济再分配与市场自由成为核心区分标准。而唐斯（Anthony Downs）的“中间选民定理”正是这一简化模型下的重要推论。[21]然而，这一单轴框架的解释力在晚近几十年逐渐下降。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指出，随着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兴起，西方政治已经发生了“寂静革命”（slient revolution），西方政党竞争的核心议题已由传统的经济分配问题，逐步扩展至身份认同、文化取向与生活方式等领域。政党体系的结构因此发生转型，不再单纯围绕“市场—国家”的经济轴线展开，而是在此基础上叠加出新的价值冲突维度，如“社会进步主义—社会保守主义”“全球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多元主义—排外主义”等，使政治竞争呈现出更加多维化的格局。[22]随着越来越多政党在关键政策议题上突破传统左右分野、呈现出跨意识形态的立场组合，以单一意识形态光谱为基础的经典政党分类框架正面临愈发严峻的解释挑战。
其实，如果从本体论层面审视，固定化、教条式的意识形态分类本身就难以准确刻画西方竞争性选举政治的真实运作逻辑。意识形态光谱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固然有助于简化复杂政治现实，但若将其视为政党行为的本质属性，则容易遮蔽政党作为行动主体的策略性特征。根据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等西方政治学学者的定义，西方政党是以其在选举中呈现的（意识形态）标识来辨认，并可能使其候选人通过选举而担任公职的任何政治团体。[23]在竞争性选举制度下，政党的首要目标并非维持意识形态纯粹性，而是赢得并维持足以执政或影响政策的选民联盟。政党作为“寻求选票的组织”，其政策立场具有策略性调整以最大化选民支持的内在动力。因此，政党的具体政策主张并非单向度意识形态逻辑的直接推演结果，而更应被理解为在选举竞争环境中对选民结构与议题分布作出的回应性选择。
回到社会民主党的案例。一个显著的现象是，当代左翼建制政党的核心立场已不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国际主义（进步主义在民族方面的观点）。相反，各国社会民主党常常以“国家”或“人民”为政治动员的核心，将社会平等诉求与国家主权维护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经济左翼”与“文化/主权右翼”相混合的复合立场。尤其是在危机时刻，当左翼执政党作为全民团结政府的代表时，它天然承担起国家代言人的角色，在行动上表现出明显的民族主义与主权优先倾向。而社会民主党之所以大多坚持民族主义，根本原因在于其对谋求执政机会的现实考量。对这样一个旨在代表国家整体的建制政党而言，僵化的特定意识形态反而是执政的掣肘。因此，它不将自己定义为某一阶级或群体的代言人，而是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全民性政党”（catch-all party）。[24]在这种逻辑下，民族主义无疑成为了一种高效的“政治黏合剂”，用以整合多元的社会诉求。[25]
建制派与民粹主义：当代西方最重要的政治分野
冷战结束之后，西方主流政治逐渐呈现出明显的“共识化”趋势。传统意义上围绕经济再分配与国家干预程度展开的左右翼分歧不断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第三条道路”为代表的中间主义政治路线。正如其倡导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指出的，“第三条道路”试图在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寻求平衡，以务实治理取代意识形态对抗，使“治理”（governance）逐渐取代传统意义上的“政治”（the political），成为西方主流政治的基本共识。[26]
在现实政治层面，这种“共识政治”表现为传统左右翼政党在一系列核心议题上的政策趋同，选举竞争的焦点亦随之发生转移。政党竞争越来越多围绕政党领袖的个人魅力、执政能力与技术性治理方案展开，而非围绕具有明确意识形态差异的纲领性政策展开。不少研究表明，许多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全球化与财政约束的背景下不断向中间立场靠拢，其经济政策日益趋于市场化，而国家治理则呈现出明显的技术官僚化倾向。执政的左翼政党在经济政策上往往采取中间甚至偏右的路线，而在国家主权、外交与社会秩序等议题上则可能表现出较为鲜明的国家主义立场。[27]以丹麦社会民主党为例，其在参与跨党派联合政府、实施严格移民管控以及在格陵兰主权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等政策实践，都显示出其政治立场已难以简单归入传统意义上的左翼框架。
这种以政策趋同与技术治理为特征的“共识民主”，在其形成之初曾被视为自由民主制度成熟的象征。然而，在这一看似稳定的政治结构背后，也潜藏着某种“理性的专制”逻辑。具体而言，当代西方政治逐渐形成了一套以多元、平等与包容（DEI）为核心的价值框架，并在公共舆论与制度运行中形成所谓的“政治正确”规范。当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或价值观念与这一规范发生冲突时，即便其本身具有现实基础，也往往会被视为“非理性”或“不合法”的政治表达而被排除在主流政治讨论之外。在这种结构下，一旦“政治正确”被赋予绝对的道德正当性，它便可能以一套理想化的规范去裁剪复杂多样的社会现实，从而在无意之间削弱西方代议制民主政治本应具有的竞争与冲突维度。[28]
在现实政治层面，正是西方共识政治的长期演进客观上压缩了部分社会群体表达利益诉求的制度性渠道。当相当一部分选民认为其经济利益、文化认同或社会价值观在既有政党体系中难以获得代表时，他们往往转而支持体制外或反建制政党，从而推动了近年来西方国家民粹主义政治力量的迅速崛起。[29]就左翼民粹主义而言，其政治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自由民主价值的激进化表达。这类政党往往以平等、反精英与社会正义为核心议题，大力倡导围绕阶级、族裔与性别等议题展开的身份政治，并强调被边缘化群体之间的政治团结。与之相对，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则更多体现为传统价值观群体对左翼“觉醒文化”与“进步文化”的“文化反冲”（cultural backlash）。[30]
总之，正是这些被精英视为“一箩筐粗鄙之人（the basket of deplorables）”的选民，构成了“沉默的大多数”。长期以来，这些选民在主流政治与舆论结构中往往缺乏有效的表达渠道，其价值观与利益诉求亦难以在既有政党体系中获得充分代表。在这种背景下，他们逐渐积累起对既有政治秩序的不满与疏离感，并通过支持反建制政治力量表达对现状的抗议，由此成为当代民粹主义政治的重要社会基础。
在西方国家的民粹浪潮中，特朗普的崛起具有象征性意义。作为近年来最具代表性的民粹主义政治人物之一，特朗普政治动员的核心对象正是那些自认为被建制派政治与文化精英忽视的选民群体。因此，在当代西方政治语境中，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首先被视为对传统建制派政党的挑战，其主要对立面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某一具体意识形态，而是以主流政党、媒体与制度性政治结构为代表的“建制派精英”（The Establishment）。与此同时，由于其政治立场在文化、移民与国家认同等议题上具有明显的保守色彩，他所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力量也与左翼政治力量形成了尖锐对立。
而在这种政治对立结构下，围绕特朗普个人形象所形成的高度情绪化政治动员，进一步强化了当代西方政治的阵营化倾向。一部分选民出于对特朗普个人政治风格与政治主张的强烈反感，转而支持主流左翼政党及其所代表的建制政治力量。与此同时，这种情绪化的政治认同也往往溢出到其他西方国家的选举之中，使部分公众在评价本国政治人物时，倾向于以是否“类似特朗普”为重要判断标准，而加拿大保守党党魁皮埃尔·波利耶夫与澳大利亚自由党党魁彼得·达顿，显然已经成为“特朗普拖累”的受害者。
由加拿大、澳大利亚、甚至丹麦的多重案例看来，“反特朗普共识”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超越了美国国内政治的范畴，而逐渐演化为一种跨国的政治动员机制。对于许多西方国家的中左翼政党而言，特朗普不仅是一个外部政治变量，更成为一种能够重新整合选民联盟、强化执政合法性的象征性参照物。当国际局势因美国政策而产生不确定性时，西方现任中左翼政府往往能够借助安全、主权与外交议题，将选民动员到支持现有政治秩序的阵营之中，从而在短期内巩固执政地位。
然而，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这种以对某一政治人物或政治风格的集体反应为基础的政治动员，并不能解决西方民主政治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无论是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分化、文化认同冲突，还是主流政党体系日益技术官僚化所造成的代表性危机，都不会因为一时的选举动员而消失。相反，如果既有政治体系仍然无法为不同社会群体提供有效而稳定的表达渠道，那么即便“反特朗普共识”在某些选举中取得成功，也难以阻止新的民粹主义力量继续涌现。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数年，围绕民粹主义政党与建制派政党之间的竞争与重组，仍将持续塑造西方民主政治的选举格局与政党体系。
注释：
[1]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6/feb/26/danish-pm-calls-election-seeking-greenland-bounce
[2] https://www.nytimes.com/2026/02/26/world/europe/denmark-election-frederiksen-greenland.html
[3] André Walter and Patrick Emmenegger, “Ethnic Minorities, Interstate War, and Popular Support for Fiscal Capacity Development”,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56, No.9, 2023, pp.1365–1397.
[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5/05/03/australia-labor-albanese-trump-election/
[5]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ralia-news/2025/may/06/canada-australia-elections-donald-trump-slump-factor-slump
[6] https://apnews.com/article/denmark-government-and-politics-1a6aa58d8697b3f8a00d46a59f8e289c
[7]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may/11/denmark-election-matte-frederiksen-leftwing-immigration
[8] https://www.nytimes.com/2019/06/26/world/europe/denmark-prime-minister-mette-frederiksen.html
[9] https://www.dr.dk/nyheder/politik/folketingsvalg/ellemann-taler-som-formand-venstre-er-det-foerst-og-fremmest-mit
[10] https://www.nytimes.com/2025/11/23/world/europe/denmark-immigration-uk.html
[11] Berman, Sheri, and Maria Snegovaya, “Populism and the Decline of Social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30, No. 3, 2019, pp. 5-19.
[12]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5/nov/19/denmark-social-democrats-suffer-election-losses-mette-frederiksen
[13]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denmark-pm-urges-trump-stop-threats-take-over-greenland-2026-01-04/
[14] https://time.com/7347120/greenland-trump-protests-tariffs/
[15]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davos/greenland-galvanizes-europe-confront-new-us-reality-2026-01-23/
[16] https://www.dr.dk/nyheder/politik/stort-flertal-ser-nu-usa-som-modstander-ikke-som-allieret
[17] https://voxmeter.dk/meningsmalinger/#laes_mere_her
[18] https://nyheder.tv2.dk/politik/2026-02-26-mette-frederiksen-udskriver-valg-til-folketinget-24-marts
[19]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6/feb/26/danish-pm-calls-election-seeking-greenland-bounce
[20] https://www.dr.dk/nyheder/politik/folketingsvalg/uanset-hvor-mange-gange-han-bliver-spurgt-vil-troels-lund-ikke-ultimativt-afvise-mette-frederiksen
[21] Anthony Downs,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7.
[22] Ronald F. Inglehart,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23] Giovanni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24] Otto Kirchheim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European Party Systems,” in Joseph LaPalombara and Myron Weiner, eds.,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177–200.
[25]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26] Anthony Giddens, The Third Way and Its Crit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27] Berman, Sheri, and Maria Snegovaya, “Populism and the Decline of Social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30, No. 3, 2019, pp. 5-19.
[28] Schumpeter, Joseph A,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Routledge, 2013; Alvarez, Mike; Cheibub, José; Limongi, Fernando; Przeworski, Adam, “Classifying Political Regime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31, No.2, 1996, pp. 3-36.
[29] Urbinati, Nadia, “Political theory of populism,”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2, No. 1, 2019, pp. 111-127.
[30] Inglehart, Ronald, and Pippa Norris杠杆配资公司, “Trump and the populist authoritarian parties: The silent revolution in revers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15, No. 2, 2017, pp. 443-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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